【边疆时空】熊坤新 | 从国际视野看民族问题对“一带一路”的挑战
其他
【新朋友】点击上方“边疆时空”关注我们
【老朋友】点击右上角“···”，分享精彩文章给朋友们
孟庆龙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四川大学客座研究员，中宣部马工程重点项目《世界现代史》首席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英美印俄五国中印边界问题解密档案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主持人。
摘要：一百多年来，中印边界问题一直未能解决，成为中印关系最大的影响因子。近年来，印度在边界问题和西藏问题上给中国不时制造麻烦。究其原因，固然有历史遗留问题以及水资源等方面的因素，但最重要的是印度独立之前就已有的“大国架子”及后来滋长的“瑜亮情结”、“怨妇心态”和“政治正确”等不正常心态。2017年6月18日，印度军队非法越境进入我国洞朗地区，在与我军对峙两个多月后于8月28日撤离。印度挑起该事件的动因，除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种因素外，心理上则是上述四种心态叠加、交织的结果和反应。印度的心态和洞朗事件更彰显中印边界争端罕见的复杂性以及解决问题的艰巨性。
关键词：洞朗 印度 心态 中印边界问题
对于中印边界问题的症结和影响，国内外研究成果相当丰富，大都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历史、文化、宗教等方面进行阐释和分析，尚未见从心理上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的著述。2017年6月18日，印度军队无端非法越界，侵入我国洞朗地区，挑起性质极为恶劣的事端，与我军对峙两个多月后于8月28日撤离。对于印度挑起洞朗事件的动因及其影响，各方人士众说纷纭，有的甚至简单地用“奇葩”二字来一言以蔽之。纵观历史，印度此次在洞朗制造事端，与它在边界问题上迄今为止坚持顽固立场、不时给中国制造麻烦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并非偶然所为，而是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和动因，是其在多种心态作用和驱使下战略焦躁的反应。
仔细考察、分析印度的对外政策史，可以看出，已经浸润并黏附其身心的“大国架子”、“瑜亮情结”、“怨妇心态”和“政治正确”深深地支配了它的地区政策及国际外交的走势，更是影响甚至决定其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态度、立场以及对华政策最重要的心理因素。这四种心态或叠加，或交织，相互影响，挥之不去，且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印度国策的基础，将决定着印度“大国梦”的成败。
印度自然和地缘条件得天独厚。12亿多人居住在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气候利农、矿产等自然资源丰富的印度半岛，面向开阔的印度洋。南亚其他诸国，体量均与印度相差甚远，除了巴基斯坦，没有哪一个敢公然对印度叫板，这使印度成为南亚“天然霸主”。尽管民族众多、文化多元、语言繁杂、习俗不一，但如果政府治理得当，印度从上至下，也应能心态平和，人民幸福，国家前途似锦。此外，印度人自我感觉甚好：自以为虽是棕色皮肤，但人种上是白人；英国殖民时期，印度被誉为“大英帝国皇冠上的明珠”，印度人获准参与英印政府机构及其内政外交活动，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成为印度女皇。英国在殖民期间尽可能扩大英属印度的“安全疆界”，给印度留下了广阔的土地。
“大国架子”是现代印度尚未独立建国时就有的。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1944年在狱中时就曾誓言印度“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要“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1947年印度独立后，尼赫鲁及其领导的印度政府崇尚大英帝国的“印度中心论”，全面继承了英印政府时期英国的政略和战略，认为只有印度才有资格填补英国撤离后在南亚留下的空缺，尽快“成为亚洲各部分的中心”，遂在独立当年的10月14日宣布“承继英印时代所缔结之各项外交关系及义务”。几年后，尼赫鲁又说，环顾世界，美、苏、中三个大国之外，“显然世界上第四个大国将是印度”。尼赫鲁的目标是：在印度洋地区，从东南亚一直到中亚细亚，印度将来要发展成为经济和政治活动中心。他在1949年10月2日写给各邦首席部长的信中声称：“今天全世界都公认亚洲的未来将强烈地由印度的未来所决定。印度越来越成为亚洲的中心。”为了建成“大印度帝国”，尼赫鲁政府全然不顾国内面临的严峻的经济、政治困局，比英印政府时期更加热衷于通过军事和外交手段扩大疆土和势力范围，意欲将国家的“安全边疆”拓展至“理想位置”，大搞地区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印度独立后放眼南亚周边小国，没有一个能与之争锋的，而跻身世界“大国俱乐部”更是成为自尼赫鲁始的印度历任政治家的雄心抱负，至今未有丝毫褪色。这种似乎天生就有的“大国架子”决定了印度的如下行为特点：
一是作为从殖民地独立出来的国家，却在南亚赤裸裸地推行早已过时的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印度在1949年6月趁锡金内乱，借口“为防止动乱和流血”派兵进驻锡金；1950年与锡金签订“和平条约”，正式把后者变为印度的“保护国”，控制其经济、政治、国防和外交；1965年第二次印巴战争爆发后进一步强化了对锡金的军事侵略，1973年4月悍然军事占领了锡金，1974年9月变锡金为印度的“联系邦”，1975年5月又正式宣布锡金成为印度的一个邦，索性灭了锡金。印度也对不丹加紧渗透和控制，1949年与不丹签订“永久和平与友好条约”，要不丹外交接受其“指导”；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不丹的“保护国”自居，代不丹处理对外事务，甚至把不丹作为其“北部防线”一部分列入印度版图；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后进一步加强了对不丹的渗透和控制，在不丹大肆培植亲印势力；不丹虽在1971年加入了联合国，但不能按自己的意愿与其他国家发展关系，仍得看印度的眼色行事。印度在尼泊尔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具有主导作用，对其外交政策具有重大影响，对于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和马尔代夫，也一直以“老大”自居。
二是对中国拥有主权的西藏地区一直抱持殖民心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印度一直视西藏为缓冲地带、自己的“后院”。尼赫鲁把西藏看作是印度的世袭领地。印度政府虽然后来接受了“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说法，但从未明确承认中国政府对西藏拥有完全主权，骨子里不愿放弃此前在西藏的“特权”。中印边界问题与印度对西藏的“念念不舍”是紧密相连的，犹如孪生兄弟。
三是即使在英国这个前宗主国及对印提供援助的大“金主”美国面前，印度有时也端着“大国架子”。如在1962年9月下旬中印关系已经极度紧张、印度急需军事援助时，英国仍不愿接受印度的出价，坚持要以国际市场价向印度出售武器，尼赫鲁心有不满但又无奈地嘲讽英国是印度曾经的“老板”。印度战败后，即便已是惊慌失措，也不肯按照英、美的苛刻条件接收某些援助。
四是在对外事务中只考虑自己的一己私利，全然不为地区的发展着想，行事时常不顾国际关系准则，一副“我是老大我怕谁”的架势。
20世纪50年代后期之前，印度简直就是世界“宠儿”，尼赫鲁更是国际外交舞台上耀眼的“明星”。美苏阵营里均有不少国家很看重印度，竞相提供援助。印度整个国家，从政要到民众，都觉得其日后的光景必是顺风顺水。但在1962年边界战争中惨败后，印度觉得自己在国际上大丢面子。再加上20世纪50年代之前印度曾在很多方面领先于中国，但很快被中国赶上并超越，尤其自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更是被甩得越来越远，这让印度深感失落，认为自己的发展不再尽如人意了。其根本问题在于，印度一直没有探索到并制定出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战略。中印两国相比，中国依靠共产党的领导，大胆改革，探索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和极具世界影响力的发展模式；而跟中国人口规模相近的印度，一直没有探索到并制定出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战略，难以像中国一样成为世界经济发动机。与当前的中国相比，不论是经济体量、军事实力，还是国际影响力，印度均不在一个层级。特别是在世界聚焦的国际大舞台上，中国是众望所归的“领衔主演”，印度则往往作为三流“配角”出场。在此情况下，处于焦虑之中的印度对中国滋长了难以启齿的“瑜亮情结”：在偌大亚洲，既已有我印度，为何还出来个中国！
印度除在经济、军事、国际影响力等方面不如中国之外，加深其对中国不满、甚至敌意的原因，是它迄今一直片面、错误、不讲理地认为对中国有大恩而未获回报。印度自以为，它不顾美国等西方国家施加的种种压力，很早便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恢复中国的联合国席位、朝鲜战争、万隆会议等重大问题上帮了中国，其内心深处殷切期望能从中国得到回报——主要是指望中国在边界问题上接受或默认其立场，但一直未能如愿。根据印度军史内部资料的说法，1954年4月中印签定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时，印度“为了表示友善之意”才“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个地区”。然而，“印度虽然通过一纸条约默认了中国人对西藏的占领，却没有在边境问题上得到任何补偿”。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中国首次与美、苏、英、法等国一起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等于联合国安理会四大常任理事国承认了中国与其平起平坐的大国地位，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及中国代表团在世界大舞台的“首演”也极为出色，颇受世界瞩目。印度虽然在朝鲜战争停火，特别是战俘谈判问题上出了不少气力，但外长梅农只以观察员身份列席了日内瓦会议的部分议程。对于世界豪强给中印两国差异明显的“待遇”，尼赫鲁心中自然有所不平。1954年6月24日，就在周恩来访印前一天，尼赫鲁在与访问喀布尔途径新德里的瑞典驻莫斯科大使索尔曼共进午餐时长时间大谈日内瓦会议，转弯抹角地表达了他的抱怨。他先是表扬了联合国秘书长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等人，又说美国国务卿不合作，中国人很固执，而他自己则“代表了亚洲唯一可与共产主义作斗争的力量”，暗指他本人和印度不被大国重视。印度还以国际舞台上中国的“带头大哥”自居，认为是它“为中国提供帮助，把这个几乎与国际社会没有接触的国家带进了亚非各国的圈子”。特别要指出的是，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力挽“危局”，短短几天内展现出来的超凡个人魅力和新中国大放异彩的务实、灵活外交，都大大出乎尼赫鲁的意料，后者的心态开始出现微妙变化。此后，尼赫鲁原引以为傲的“中国走向国际舞台引路人”的心态开始扭曲，中国作为对手的成分开始上升，而作为“兄弟”和伙伴的比重悄然下降。此后，不但外交上，而且在诸多方面（体育等算少数例外），印度的民族主义者都爱拿印度与中国对比，对中国在各个领域取得的超越印度的成就感到不可接受、难以容忍。中国按照国际规则和惯例与南亚其他国家开展正常的经济、军事合作，也被印度视为编织遏制、包围它的“珍珠链”。特别是在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中完败，对印度整个国民的精神和心理打击极大。最重要的是，此战惨败被许多印度人认为延缓甚至阻碍了他们引以为豪的国家奔向大国的势头，且至今没能恢复元气。这些五味杂陈的情绪，总起来可称之为“怨妇心态”。
印度自近代以来最难解决的问题是国内团结。近百年来，中国成为“帮助”其解决这一难题的外部因素。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革命和抗日战争，被印度各派政治力量领导人在国内广泛宣传，以图提升民族精神促进国内团结，收到了不错的效果。两国人民相互支持和鼓励，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和深厚的感情。但印度和中国之间不可调和的对立的实质，乃是自认为且被西方奉为“世界最大民主国家”的印度与社会主义的、被某些西方国家说成是“专制”的中国之间看不见的激烈的意识形态之争，边界争端是这种难以妥协的意识形态竞争的最大体现。其实，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中国在印度心目中威胁的成分就已开始上升，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末中印关系迅速恶化后，印度政要纷纷开始把中国视为其最主要的威胁，“边界争端在印度成为政治问题”。如，1958年9月初，就连政治色彩最不浓厚的印度红十字会主席，在访问苏联回国后竟也称对印度的“长期威胁不是苏联而是中国”。尼赫鲁的情况最为典型，只要其对华态度稍显温和，即招致议会和媒体的批评和攻击，转趋强硬后，便在议会赢得欢呼（敲桌声）和媒体的喝彩。如，1959年3月底，尼赫鲁谨慎地把解放军平叛后的西藏局势视为“中国的内部事务”。但是到了4月初，随着印度国内反对和谴责中国在西藏的平叛行动的气氛趋于高涨，尼赫鲁便于4月3日宣布达赖及其80名追随者抵达印度，并在议会发表了对中国很不友好的关于西藏局势的声明。到了4月中旬，多数印度媒体同情
“政治正确”的另一层含义，就是印度对于1962年战争的惨败，在感到莫大羞辱之余，也有一大“收获”，即其领导人认为这场惨败帮助它解决了靠自身努力多年未能解决的大难题——促进民众团结、提升民族精神。1962年10月26日，面对战事不利导致民众惊慌失措的局面，印度总统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尼赫鲁呼吁全国团结，得到积极响应。次日，财政部长宣布建立国防基金。到了11月初，一些邦的反政府力量也转向政府一边，“谴责中国入侵”。（缺注释，已补充）英迪拉·甘地说：“我们一直非常辛苦、勤劳地对这个国家进行整合，现在中国人替我们做了这件事。”（缺注释）尼赫鲁则称：“中国入侵造成的可怕震动带来了印度精神的重生”，“这是印度历史的转折点”。他在12月7日视察阿萨姆邦后发表声明，称那里“军民士气高昂”，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要把中国侵略者赶出印度领土”。印度多次拒绝中国提出的和平谈判倡议，1963年5月25日的《大公报》社论称“印度决定不与中国谈判是想维持边界紧张局势”。印度军史内部资料认为，虽然中国宣布停火的“1962年11月21日的黎明，是印度独立以来军事史上最黑暗的一幕”，但“这也是印度最好的时刻”，因为“印度掀起了空前的爱国主义浪潮”；虽然这场战争“确实对印度的声望造成了沉重打击”，但“国家对1962年11—12月间这场失败的程度过度渲染却是一件幸事，因为这让印度对维吉提乌那句名言——想要和平就得准备战争——有了充分认识”。用一位英国作家的评论说，1962年边界战争中印度人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情绪，在日后国内再发生危机时“还会再次出现”，这成为一种“典型的印度式反应”。印度军史认为，这场战争已使印度“发生根本性巨变，一个植根于甘地和平主义土壤的国家决心要掌握足够的军事力量了”，而印度人这种态度上的根本转变很可能是1962年战争“影响最为长久的后果”。
印度利用战败在国内各阶层大搞“爱国主义”教育，自认为这是1962年战争带来的最显著成果，如：1962年12月26日印度新闻情报局宣称，老师应教育学生“明白中印冲突的利害关系”；海外印度人以现金、黄金、礼品、志愿者形式向国防基金捐赠；向国防基金捐款者戴花环等等。边界战争后，印度利用战败带来的羞辱，在国内制造“悲情”，培育“复仇决心”，纵容和支持民族主义情绪，众多政治领袖通过制造边界紧张来维持和提高国内的支持度，谋取自身和所在党派的私利。在边界问题上对华强硬成为印度国内的“政治正确”。
（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继续阅读）
【注】 本文经作者授权，文章刊登于《边界与海洋研究》2017年05期
请点击“阅读原文”继续阅读